复制成功
  • 图案背景
  • 纯色背景
网上数字图..

上传于:2015-06-17

粉丝量:1016

所发布文档来源于互联网和个人收集,仅用于分享交流和学习使用,请下载后于24小时内删除,版权为原作者所有,请支持购买原版。因上传文档受大小限制,部分文档拆分上传,请浏览确认后下载。如有侵犯您的版权,请通过站内信息告知,将立即删除相关资料.如有其它问题也欢迎联系,谢谢!



福彩快三查号—中国全史0002中国远古暨三代史

下载积分:500

内容提示: 中国远古暨三代习俗史 本卷提要人类社会是习俗诞生与发展的温床和摇篮;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都毫不例外地伴生有习俗。福彩快三查号本书利用大量考古发掘文献和材料再现了中国远古暨三代习俗——涉及社团、生产、生活、婚姻、丧葬、宗教礼俗等种种历史现象的风貌。福彩快三查号透过这些现象,不难发现中国远古暨三代各类习俗历史的主要发展倾向和特点。福彩快三查号 一、远古暨三代习俗概述(一)习俗与习俗学1. 习俗的基本定义习俗,顾名思义,是习惯风俗的意思。习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字形作習,上部是鸟羽毛的象形,下部是声符。东汉学者许慎将习字解释为“ 数飞也”化的发展,在本义基础上又演变出多种...

文档格式:PDF| 浏览次数:7| 上传日期:2015-06-17 20:47:24| 文档星级:
中国远古暨三代习俗史 本卷提要人类社会是习俗诞生与发展的温床和摇篮;人类社会的所有活动,都毫不例外地伴生有习俗。本书利用大量考古发掘文献和材料再现了中国远古暨三代习俗——涉及社团、生产、生活、婚姻、丧葬、宗教礼俗等种种历史现象的风貌。透过这些现象,不难发现中国远古暨三代各类习俗历史的主要发展倾向和特点。福彩快三查号 一、远古暨三代习俗概述(一)习俗与习俗学1. 习俗的基本定义习俗,顾名思义,是习惯风俗的意思。习字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字形作習,上部是鸟羽毛的象形,下部是声符。东汉学者许慎将习字解释为“ 数飞也”化的发展,在本义基础上又演变出多种重要含义,习惯、习性便是其中的一种。《礼记· 乐记》说:“ 五年视博习亲师” ,学者解释其中的习字含义是“ 常也” 。常即经常、惯常。经常、惯常自然成为习惯,这便是习俗的习的基本定义。俗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铜器铭文《卫鼎》等)。《说文解字》说:“ 俗,习也” 。这是用转注的方法来解释俗字的含义,表示俗与习在意义上具有同一性的一面。 《周礼· 大司徒》疏说: “ 俗,风俗也” ; 《荀子· 富国》注说:“ 俗,谓民之风俗也” ;《吕览· 长攻》注说:“ 俗,常也” ;《周礼· 大司徒》注说:“ 谓常所行与所恶也” 。根据以上解释可知,俗的意义与习字相近或相通,确切而言,便是风俗的意思。习与俗连文合并成习俗一词,大约始自春秋战国时期。《荀子· 荣辱》说:“ 是注释习俗之节异也” ;《春秋繁露· 王福建快三技巧 —首页-通》说: “ 人主以好恶喜怒变习俗” ;《战国策· 赵策》说:“ 常民溺于习俗” 。按古代经史学家的解释,前述文句所见的习俗一词,均是风俗习惯的意义。综合前述解释和实际情况剖析,可以认为,凡有一定流行范围,一定流行时间或流行区域的意识行为,无论是官方的,民间的,均可称为习俗,这亦是习俗的基本定义。福彩快三查号2. 习俗的实质和内涵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千山万水,山民渔夫,万水千山,千家百姓。千城万村,市民乡人。这便是国情人情的历史与现状。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时代,一个阶段崇尚一种或多种风气,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的氏族、民族,形成和流行各异的习俗。福彩快三查号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同一氏族、民族或家族中的不同政治、经济文化阶层的人群或成员,除了共同拥有一些互通的习俗外,同时也会产生一些互异的习俗。倘若纵观一下中国古往今来的世态人情,官风民情,就不难看出,习俗原来是一种无形的但却经常伴随在人类身边的意识行为。无论古代的酋长、帝王将相、豪门贵族、氏族或民族成员、黎民百姓,抑或近现代的国家元首、政府要员、各界人士和普通公民,经年累月,约定俗成,相演相嬗,其一言一行都毫不例外、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一定习俗的制约、影响或支配。古代中国州、郡、县、府、福建快三技巧 —首页-等等地域划分和南蛮、北狄、东夷、西戎的民族泛称,现代中国的省、市、县、乡等行政区域划分和北方人、南方人、北京人、东北人、老广、老表等等人际称福建快三技巧 —首页-,诸如此类,无一不包含有很深的习俗缘由。习俗是一种看得见摸不着的意识行为或状态,人类借助它可产生无形的①,即练习或学习飞行的意思,这是习字的本义。习字随着人类社会文 ① 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1963 年影印本,第 74 页。 精神和有形的物质。可以说,习俗是一种自始至终贯穿在人类文化全过程的历史和现代的意识行为。无论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宗教的、人文地理的、文学艺术与科技文化的等等所有社会各部门、学科和领域,都必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行为风气或行业规矩与习惯,这些风气、规矩或习惯,质言之便是习俗。这些习俗公开地或潜移默化地被作用或反作用于各个领域的各行各业,这便构成了习俗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重视习俗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了解、掌握并驾驭习俗的特性,审时度势,巧妙地借助习俗的力量,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或事半功倍的实效。习俗与风俗,一般而言,是同一概念的意识行为。所谓风俗,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 序》说:“ 风者,天气有寒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象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三大类。其中《风》,《诗· 大序》说:“ 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风》分为十五《国风》160 篇,如《周南》、《召南》、《邶风》、《鄘风》等等。研究《诗经》的古今学者根据《风》诗的内涵分析认为,《风》是当时民间流行的诗歌,源于民间,表达的是各地的风情民俗。故《诗经》中《风》的含义,主要是指风俗。《荀子· 强国》:“ 入境,观其风俗” ;《礼· 王制》:“ 天子巡狩,至于岱宗,觐诸侯,见百年,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俗” ; 《汉书· 地理志》说:“ 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 《汉书》此段对“ 风俗” 的解释与应劭《风俗通义· 序》如出一辙,基本代表了古人对“ 风俗” 一词的理解。所谓习俗,《荀子· 儒效》说:“ 习俗移志” 。学者注解“ 习俗” 之意是“ 习以为俗” ,习以为俗即指风俗,故《辞海》、《辞源》均解释为“ 风俗习惯” 或“ 习惯风俗” 。显然,古代学者是将“ 习俗” 与“ 风俗” 的概念和含义完全等同对待的,近现代学者迄今为止也基本沿用和采纳这种传统观点。但从宏观角度而言,习俗、风俗是属于全社会、全民族和各阶层成员的,它们应是代表社风社俗社情或国风国俗国情,而不仅仅是民风民俗或民情。本书使用的习俗概念,尽管是以传统观念为基础,但与传统观念又不能完全划等号,它的外延大于传统的风俗” 、“ 习俗” ,其内涵较传统概念更为丰富广泛和博大,即大俗小俗,上俗下俗,官俗民俗,人俗事俗,诸如此类,都统称为“ 习俗” 。3. 习俗学与习俗学研究习俗是人类社会的特殊产物,其与人类社会发生的所有文化现象息息相关。习俗是人类相互间通过各种社会活动和与周围事物发生联系后所产生、形成的一种具有团体性、趋向性、习惯性的意识行为,研究这种意识行为的来龙去脉、阐明其内涵的实质与形式,探索其对人类社会活动构成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等等,这便是习俗学。习俗学的基础和主干是传统的风俗或民俗学,习俗学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具有取材上的百科兼容性,并以此表明其属一门边缘科学的学科性质。习俗学的概念目前在学术界中尚未被明确提出,故确立一个概念明确、意义完全、理论系统化的习俗学,尚有待我国学者的①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其体例分《风》、《雅》、《颂》 ① 中法汉学研究所民国三十二年版本。 共同努力。对中国习俗学的专门研究,有学者认为:“ 中国风俗,古无专书,惟方志中略有所载,其它散见于古今人笔记者,亦时时有之。顾其书卷帙繁多,非人人所能尽致,非人人所能尽读。是以留心风俗者,每苦无从考证”里的所谓“ 古无专书” ,实际上是指古代没有出现按传统“ 风俗” 概念对全国各地风情民俗进行专题性辑录汇总或研究的书籍。按本章提出的习俗学概念辨识,则东汉学者应劭的《风俗通义》,从书名、篇名和实际内容看,实不失为一本与习俗学研究、介绍密切相关的迄今所知最早的习俗学 (风俗学)专著,其可谓首开习俗学专门研究的先河。但由于该书内容主要是对帝王将相和当时名流的行为习俗和事迹进行溯本正源式的阐述,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且取材与近现代介绍、研究、风情民俗的专著侧重不同,故学者习惯将此书并入杂史著作内,而不作习俗著作看待。较系统、全面地从史的角度研究我国古代习俗学的专著,则首推张亮采的《中国风俗史》(商务印书馆,1915年版)。该书作者匠心独具,将从黄帝以前直到明朝的数千年历史区分为浑朴(黄帝以前到西周时期)、驳杂(春秋至东汉)、浮靡(魏晋至五代)、浮靡趋敦朴(宋至明朝)等四大时期,并对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婚姻、丧葬、穿戴、饮食、居室、语言、文字、制度、学风、巫觋、宗教、文学、美术、歌舞、玩乐、福建快三技巧 —首页-德、门第等级、姓氏、结社、朋党⋯⋯等等类项进行了专门性的分期断代的论述。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其不失为一本较系统、完善和有创见的研究中国古代习俗史的代表作。继该书之后,1922年胡朴安著 《中华全国风俗志》 (大达图书供应社出版, 1936年),193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尚秉和《历代社会风俗事物考》,1966年台湾省立海洋学院出版周林根《中国古代社教史》,1973年台湾中华书局出版何联奎《中国礼俗研究》,1978年台北市正中书局出版胡奚真等 《中国的风俗习惯》,1988年巴蜀书社出版邓子琴《中国风俗史》,同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一套《中国风俗丛书》,199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一套《中国古代生活文化丛书》,同年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申士垚、付美琳等编著的《中国风俗大辞典》。以上诸书,是近 90年来学术界陆续出现的较系统、全面介绍和研究中国古代风俗习惯的主要著作,它们的问世,打破了“ 古无专书” 的沉闷局面,开辟了研究习俗学的福建快三技巧 —首页-路,奠定了习俗学研究的基础,有意无意地催化、促进中国习俗学的诞生、确立和发展。除此之外,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中国古代婚姻史》(陈顾远,1925年)、《中国婚姻史》(陈顾远,1936年)、《中国妇女生活史》(陈东原,1928 年)、《汉代婚丧礼俗考》(杨树达,1933年)等书,北平广业书社出版《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瞿宣颖,1928年)、《汉代风俗制度考》 (瞿兑之,1928年),科学出版社 1958年出版陈垣《史讳举例》,香港龙门书店 1974年出版庞德新《宋代两京市民生活》⋯⋯。诸如此类的书籍,则是从断代、分区、分类的角度,对中国古代习俗进行小专题性的探讨、介绍和总结,并与前述专著互相呼应,共同促进了习俗学研究的成立和稳步发展,并丰富和充实了研究中国古代习俗学的方法、手段与内涵。较系统全面研究中国古代习俗学的专著虽然出现较晚近,但有意无意、自觉或不自觉地记录、反映中国古代习俗的文字资料却发生很早,且泛见于①。这 ① 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0 年影印本,第 1 页,许序。 中国丰富的历代文献中。被称为中国最早的“ 书” 的殷代甲骨文,本是商殷王室占卜祭祀活动的档案记录,“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万片甲骨卜辞中,祭祀、军事活动记录明显占突出地位,但生产、生活活动也不乏实录,透过这些卜辞实录的表层,不难发现,其内涵实质实际上也是种种的习俗实录。先秦时期的群经、诸子著作,秦汉而后的正史、杂史、别史和其他史学杂著、笔记,还有各历史时期的金文、玉书、竹书、木牍、缣帛书、石刻、碑文等等,无论是成册成典的,抑或是杂乱无章、零星或支离破碎者,尽管它们的字里行间极少标出“ 风俗” 或“ 习俗” 的字眼,但却蕴含着丰富的风俗或习俗素材,倘若将它们比作是研究中国古代习俗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料库,也是名副其实的。(二)习俗的渊源流变①,在已发现的十几1. 习俗的发生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前辈学者认为:“ 风俗乌乎始?始于未有人类以前,盖狉榛社会,蚩蚩动物,已自成为风俗。”俗的观点,笔者在此不敢苟同。习俗、风俗和习性、习惯虽有直接的联系,但它们之间并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划上等号。习性、习惯可以是本能的,即通过遗传基因(生物遗传)获得,也可以通过后天的改造培养而形成;而风俗、习俗的形成,不能说是本能的、先天便已固有的,它们与习惯、习性虽具有根源性的联系,但它们的真正形成尚必须通过人类社会这一关键媒介体。易言之,习俗、风俗是经过人类社会性、团体性固化后的习性、习惯,故其不能简单地与未经固化的习性、习惯同日而语。例如,动物世界中的所有动物,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属于本能的、生物遗存的生存习性,这种习性,也见诸于植物界。由于动、植物界本身不存在社会化的问题,故它们的生存或生活习性只能限定在未经社会性固化的习性概念或范畴内,其与人类社会的风俗、习性显然有着质的区别。习俗是人类社会的特定产物和必然产物,是人类群体组织相互间和与自然界各种物质条件发生关系后所形成的群体习性或习惯。社会性、团体性是习俗、风俗的最重要、最显明的标志,即便是脱离社会生活,与世隔绝的单个人,其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生存习性和习惯,严格而言,也不能称之为习俗或风俗。习俗、风俗既然是人类社会的特殊产物,故追溯寻求习俗的起源,毫无疑问,应首先着眼于人和人类社会的起源。据现代考古学资料表明,地球上人类(完全形成的人)发展的历史迄今已可追溯到距今约 300万年前后,而我国境内的人类发展史也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 200万年之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史学家习惯将最早的人类(完全形成的人)称为猿人。猿人从刚刚脱离动物界开始,便是以群体活动作为谋求生存的重要手段之一,故最早的猿人群体在适应自然环境、改造自然条件、谋求生存的活动中所产生的习性和习惯,便是最早的习俗。据此而言,地球上人类习俗的发生史迄今至少已有近 300万年之遥,而我国境内人类习俗的发生史至少也有近 200万年之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也认为,在猿人②对这种认为风俗起源于未有人类之前和动物也有风 ① 《左传· 成公十三年》。② 张亮采:《中国风俗史· 序例》,商务印书馆,1915 年。 阶段之前,尚存在“ 亦人亦猿” 的“ 正在形成中的人” 的阶段。这种“ 正在形成中的人” ,是人类的直接鼻祖,可称作人也可称作猿。代表这一阶段的“ 人” 或“ 猿” ,是考古发掘的“ 腊玛古猿” 和“ 南方古猿” ,其生存的年代据科学测定在距今 1400万年前至 400—500万年前。倘若这种“ 正在形成中的人” 能纳入人的范畴,那么人的历史和习俗的发生史也将随之相应提前;倘若只将这种“ 正在形成中的人” 归属猿,那就应将此一阶段视作是人类历史和习俗发生史的孕育、准备期。2. 习俗的发展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系习俗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的。习俗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息息相关和相辅相成,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往往能通过生产工具制作的粗劣和精良中直接反映出来,尤其是在远古时期,这种倾向更为突出。人类学、考古学将人类社会的早期称为旧石器时代,而旧石器时代又至少可区分出早、中、晚三大期。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期,人类尚只会简单地打制出供狩、渔猎、采集活动用的粗糙石器工具,这种低下的加工制作石器的能力或水平,便代表了此时期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在这种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人类过的是栖风沐雨或群居洞穴、集体狩、渔猎动物或鱼类、茹毛饮血、披皮(兽皮)覆叶(植物枝叶)、利用天然物和制作简单的石器工具、使用天然火等等与之相应的原始生活。而在这些所有的原始生活内容中所产生、形成的具有群体性、习惯性的人类意识行为,便构成了人类社会最早阶段的风俗或习俗。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有明显的提高,除了继承沿袭早期的传统技术和文化外,人类又逐渐学会了简单磨制石器、在石器上穿孔、制作骨器、贮存天然火种和摩擦取火等新技术,生活和习俗的内容也随之发展得较前期更为充实和丰富。同样,到了新石器时代,随着石器磨制技术的普及应用和技术提高,随着制陶术、农耕业、畜牧业、玉、骨制作业、原始纺织业、建筑地穴式、半地穴式房屋等等新技术、新行业的发生和发展,习俗的内容也发展得更为复杂和丰富。以金属器(青铜器、铁器等)的发明和发展为重要标志的文明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新事物的频繁诞生,习俗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发展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采。总而言之,青出于蓝胜于蓝,人类社会越是向前发展,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就越高,习俗的内涵也随之越丰富。一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往往能决定一时代社会习俗的基本内容及丰富程度。易言之,一时代习俗的内涵包容及丰富程度,大体也能反映出一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习俗随着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发展,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则促进习俗内涵的新陈代谢或吐故纳新。当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习俗的发展相适应时,习俗往往能对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起到加速作用;但当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与习俗的发展发生抵触时,习俗也可能成为生产力发展提高的阻力。故据此而言,习俗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润滑油、助燃剂,同时也是生产力水平发展提高的锈蚀物和阻燃体。充分认识习俗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这种两重性,是古往今来的统治者所不敢轻易忽视的重要问题,古人说过:礼从宜,事从俗,圣人治天下,立法制礼,必因风俗所宜,其福建快三技巧 —首页-理便在于此。3. 习俗的时代性、延续性和地域性原始时代有原始时代的习俗,文明时代有文明时代的习俗,古代社会有古代社会的特定习俗,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特定习俗。这种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制约形成的不同习俗内容,便是习俗的时代性。习俗的时代 性是绝对的,但也是相对的。绝对者是指晚期的习俗不可能见诸于早期,如殷周时代以青铜器为核心的礼俗不可能见于原始社会时期,现代社会以机械、电气、自动化为核心的各种社会习俗不可能见诸于古代社会。相对者是指早期的习俗往往会跨越时代的界限,为晚期的一个时代或几个时代所相继沿袭,这种沿袭,有可能是原封不动的,也可能是改头换面的。原封不动者通常是内容形式不变,但事实上其在时代文化中所处的主次地位与前期是有区别的;改头换面者则是核心内容不变,个别内容和表达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如发生在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的工艺和方法,在新石器时代中,既见原封不动的技术方法照搬或雷同,但更多的是技术方法的革新应用,且新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在应用的广泛性上远远比不上旧石器时代;再如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磨制石器的技术与方法,进入新石器时代后蔚然成风,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发展,迅速占据了生产工具的主流地位,发挥着其重要的生产作用;而到了殷周时代,磨制石器虽仍见较多的应用,但内容与形式却发生了变化,其在生产领域中所处的地位也明显被诸如金属(青铜)、骨、木、蚌器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所削弱;春秋战国而后,随着铁器的出现和广泛应用,磨制石器便逐渐走向被淘汰的境地。前事后袭,古俗新用,今非昔比,这便是习俗的相对时代性。习俗的相对时代性也可以理解为延续性,延续可能是短暂的(仅流行于一个时期或一个阶段),也可能是较长时期的(流行于两个以上或更长的时期或朝代)。同一时代,同一发展阶段,由于地理环境、民族属性的不同所产生的习俗差异,便是习俗的地域性或民族性。地域性、民族性有着很深的人文地理原因,古人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习俗,往往构成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而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文化,亦往往反映了一定的地域性、民族性习俗。 二、社会团体习俗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性是人类独具的,人类和人类社会是一起产生的,人类社会的开端也就是人类历史的开始。人类社会的实质就是人类群体或团体组织的构成。社会团体易言之便是人类群体或团体组织。社会团体习俗指的便是人类在自身发展的历史中所经历、所产生形成的各种维系生存和发展的组团结队(即社会组织)的一般倾向和习惯。(一)原始时期的社团习俗原始时期即习惯上所说的原始社会,其时间包含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等几大阶段,其中在旧石器时代之前存在的“ 亦人亦猿” 阶段,因与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诞生形成密切相关,故笔者在本书各章节中将其视为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准备期、孕育期而逐次对相关的内容进行阐述,据此划定,本书中提到的原始时期的时限均上迄原始群、下至父系氏族公社解体之前。原始时期的社团习俗,指的便是此一大时空范围内人类组群结队的一般习惯或规律特性。据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考古学、人类学资料和科研成果表明,原始时期的社团组织形式曾经历了原始群团、血缘家族公社、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军事民主制农村公社等几种,这些社团组织形式从习俗学的角度看便是社团习俗形式。1. 原始群团原始群是一个专门名词,通常特指从猿到人过渡时期的群体,代表从猿到人的过渡期。现代科学发现和研究成果表明,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群体生存的时期是迄今所知原始群形成和产生发展的时期,其经历的时间约从距今1400万年前至距今 300多万年前。以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阿法种)为代表的原始群,被不少专家们认为是人类的远祖,亦即人类早期的直系祖先。中国云南禄丰石灰坝和湖北建始高坪已分别发现了这两种古猿的化石,它们的发现表明在我国境内亦曾存在过象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式的原始群。人是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便是社会化、群体化、组织化。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身或雏形是具有一定社会本能的高度发达的猿群,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均是这样的猿群。他们正处在从猿到人的过渡时期,是“ 正在形成中的人” ,为了生存,他们以群体的形式聚集在一起,集体地劳动,集体地生活,集体地与大自然进行抗争。这种集体性相互依赖的组合,构成了最早的原始群体,并初具一定的原始组织意义。从人类社团组织的角度考察,这种原始群或可称为人类最早的社团组织雏型。但严格而言,这种社团组织雏型,组织性尚不稳定,尚未有真正的组织原则和规例,在群体生活中,唯有母子之间的关系较密切,故母权能起到某些作用。象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这样的原始群,由于在世界范围内均有一定量的较广泛的分布发现(指化石资料),其在客观事实上构成了一定的发展规律性、习惯性或流行性。故这一组织性不稳定、没有真正的组织原则和规例的最早的社团组织雏型,从习俗学角度审视,其应是人类真正的社团组织习俗诞生、形成的前身或母体,可称为人类社团习俗的雏型。原始群这种社团组织和社团习俗雏型发展的必然结果,便是人类真正的 社团组织和社团习俗的诞生。2. 血缘家族公社人类社会由原始群发展到最早的原始公社时期,便是血缘家族公社时期。人类学、考古学家或将此一时期称为直立人或能人、猿人阶段或旧石器时代早期。其年代范围大致在距今 300万年至 20—30万年前。代表这一时期的中国考古资料主要有云南元谋人化石、山西西侯度文化、陕西蓝田人、北京人等等。血缘家族或称为血缘家庭,顾名思义,是由最早的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家族集团。血缘家族是原始群生存能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产物,是人类社会诞生的必然产物,也是人类社会最早的生产关系适应最早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反映。血缘家族集团的形成,标志了 “ 正在形成中的人” 已完成了向 “ 完全形成的人” 的质变过程,标志了人类历史第一个真正社会组织形式的诞生。它是具有较严格意义的人类社会最早的、最原始的社会组织,也是人类家庭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形态。据目前世界范围内的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表明,血缘家族组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惯常性或流行性。据此而言,血缘家族组织也是人类历史上体现组群结队习惯或社团习俗的最早形式,故追溯人类社团习俗的渊源,血缘家族组织应是第一界碑。据中国学者研究,血缘家族的形成产生,主要是自然选择原则发生了作用。这种自然选择原则,促使最早的人类群体逐步地有意无意地摆脱原始的杂乱性交状态,进而产生了最早的排除长辈与晚辈的相互性交关系,实行族内同辈男女互婚的婚姻规例。在这种最早的、原始的婚姻规例制约下,由同一血缘关系组成家族成员,除长辈女性多少继承并稍有发展地拥有原始群时期母权作用与地位外,其他所有成员均具有相同的生活和生产权利,即族内成员共同生产劳动、共同消费、相互依赖、相互提携,过着共产主义的集体生活。这种由血缘家族生存必需而产生的共产生活方式,事实上是一种共产制公社,故学者亦称为血缘家族公社。中国血缘家族公社的组织形式或社团习俗的发生时期可上溯至距今 170万年至 15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山西西侯度人时期。从 150万年前之后到距今 20—30万年前,施用这种组织形式或流行这种社团习俗的,迄今所知已有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山西垣曲南海峪、河西坡、许家庙、芮城匼河、河南南召杏花山(南召人)、陕县侯家坡、三门峡市水沟、会兴沟、渑池县青山、任村、陕西潼关张家湾、卧龙铺、辽宁营口金牛山、本溪庙后山、喀拉沁鸽子洞、湖北大冶石龙头、郧县龙骨洞、郧西县白龙洞、安徽和县龙潭洞、贵州黔西县观音洞、桐梓人等等文化人群或地区。在中国的古史传说或神话中,流传有高辛氏的女儿和盘瓠结合,生了六男六女并自相婚配的说法。现代的广西、湖南、云南、贵州和四川等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广泛流传有兄弟姐妹互为夫妻的传说。这些古今传说客观上为远古时期血缘家族组织的存在和习俗的流行提供了较直接的佐证,同时也为人们较形象地认识这种组织形式和习俗特点打开了方便之门。血缘家族公社是人类历史社会组织形态和社团习俗的第一起点和基础,它的出现和发展确立,是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结果,随着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血缘家族便不可避免地发生进一步的分裂,其分裂的结果便是孕育和产生新的组织形态和社团习俗,这新的形态和习 俗,便是母系氏族公社。3. 母系氏族公社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氏族,氏族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一种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早期社会组织,是原始时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人类学、考古学资料表明,氏族从诞生开始便是母系,母系氏族组织和制度是全人类各民族社会发展史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现象。母系氏族公社经历了萌芽发生、发展繁荣和衰落解体等几大阶段;按考古学分期,则经历了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就中国人类历史发展的主体情况看, 母系氏族公社组织流行的时间约从距今20—30万年前始至距今5000年前后。母系氏族公社作为一种社会基本组织和制度的发生、发展乃至衰败的历史,事实上也是母系氏族公社作为社团组织在建制上的习惯或习俗的发生、发展乃至衰败的变迁史。(1)早期母系氏族公社在大约距今 20—30万年前至距今 1万年前左右, 中国历史便由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直立人阶段顺序进入旧石器中、晚期的智人(亦称古人、尼人)、新人阶段,血缘家族公社组织也渐变为母系氏族公社组织。血缘家族公社组织向母系氏族公社组织的演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原始社会史由此进入一个极为重要的崭新阶段。母系氏族组织从血缘家族组织中的裂变或分化,即母系氏族组织的萌芽或初现,学者或认为是在距今约 20—30万年前至 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而从距今 5万年前至距今 1万年前左右,母系氏族公社组织获得了初步的发展,考古学文化也从旧石器中期进入晚期阶段,对从旧石器中期至晚期诞生并有所发展的母系氏族组织,学者或称作早期母系氏族公社。早期母系氏族组织的形态或形式大致有两种:一是两个相邻而居的血缘家族,受自然选择原则的支配,通过相互间的族外群婚,构成了原始的母系氏族组织雏型;二是从一个血缘家族中分裂出两个小集团,即两个半边或称两分组织,通过两个集团间实行集团外的群婚,从而构成具有真正意义的母系氏族形态。以上两种组织形态,是当时生产和生活活动的基本单位,他们所共有的明显标志是:有共同的女系(母系)祖先,子女从母居,世系按女系计算,财产按母系继承,共同劳动和分配享受劳动产品,女子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组织形态亦基本能保持其稳定性。据考古资料,中国境内实行过早期母系氏族制度或流行这种社团习俗的古人类或古文化遗址,迄今所知已为数不少,粗略统计已达数十处,如广东马坝人、湖北长阳人、山西丁村人、广西柳江人、北京山顶洞人等等。(2)发展繁荣及衰落期的母系氏族公社从距今 1万年左右的中石器、 新石器早期始至距今 5000—6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止,母系氏族公社组织进入了大发展的繁荣期,到了距今 5000年至 4000年期间,随着新的氏族形态父系氏族公社组织的诞生,母系氏族公社组织便逐渐走向衰落和解体。发展繁荣期的母系氏族公社组织形态,除保持早期的有共同女系祖先、母居制,世系为母系、财产按女系继承,共同劳动、分配、女子在生产经济上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等等基本特征外,并发展出在婚姻制度上的对偶婚,在丧葬上的族墓地等新特色和新内容。衰落期的母系氏族组织,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新的组织形态出现所带来 的冲击,其组织形态的部分特征除了转移、溶合到新的形态中外,绝大部分特征均已名存实亡,为新的父系组织形态所削弱并取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的成果表明,发展繁荣期至衰落期的母系氏族组织规模,已不是早期的、简单的两邻或两分组织,它们在两邻、两分组织的基础上,通过自然选择原则,已进一步分化发展出若干的母系家族大、小集团,又逐渐发展成规模更大的氏族集团。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其规模可谓是盛况空前,呈现出在全国范围内到处开花结果和星罗棋布的流行发达态势,并以此构成了规模宏大的母系氏族社会。迄今为止,经考古发掘揭露和研究证实的属此阶段的中国古文化遗址,其总数已逾千处,因篇幅关系,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其中重要者主要有: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宁夏、西藏、新疆和广东等地发现的细石器文化,以河北磁山、河南裴李岗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以陕西半坡、河南庙底沟等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中期仰韶文化,以及其它地区同一时期的原始文化等等,也都是属于流行此期母系氏族组织习俗的主要文化遗址。尤其是辽宁凌源牛河梁红山文化“ 女神” 庙、 “ 女神”像的出土更突出地说明了母系氏族制的问题。关于母系氏族组织的存在和流行, 在中国古文献中有不少传说。跖》:“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 类似的记述,亦见于《绎史》、《白虎通》、《吕氏春秋》、《春秋公羊传》、《路史》注、《汉书人表考》、《帝王世纪》、《史记》、《三代世表》诸书中,这些传说,为研究认定中国古代母系氏族公社组织的存在提供了重要的旁证。从社会发展史的总体情况看,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母系氏族制逐渐被父系氏族制所取代。但从个别现象观察,这种制度并未完全消亡。据史籍记载,从殷周时期直到近现代,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仍可见到母系制习俗流行的残余。母系氏族公社的发展,导致了母系氏族社会的出现和发达繁荣,而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则是其发达繁荣的催化剂。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适应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发展的时代需求,男子逐渐在各经济生产部门显示出其重要作用并占据主导地位。这样便使原来的母系制与生产力发展产生不相适应的矛盾,故当务之急,改善原始社会传统的组织结构和社会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便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历史发展潮流。历史潮流,浩浩荡荡,其结果便是旧有的母系氏族制度迅速解体,走向衰亡,而新兴的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父系氏族公社制度崭露头角,逐渐走入发展的坦途。4. 父系氏族公社和农村公社从距今 5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起至距今 4000多年的夏王朝诞生前后的金石并用时代止,中国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组织便逐渐被父系氏族公社组织所取代。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的蜕变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原始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等出现分工后男子逐渐占据生产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父系氏族公社在组织上最显明的特点,便是在血缘组织纽带上改女系为男系,故从这种意义上说,母系氏族公社组织是父系氏族公社组织的基础,而父系氏族公社组织是母系氏族公社组织的蜕变与发展。父系氏族公社组织《庄子· 盗 的基本单位是父系家族公社,或称家长制家庭公社和父系大家族。父系家族公社是父系氏族公社最基本的分子,父系氏族公社则是家族公社的汇拢或集合,即若干父系家族公社的总和构成了父系氏族公社和父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或社会的明显标志或特点是:第一,男人占据生产和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执掌氏族组织的最高权力,女子处在从属、辅助的地位;第二,世系按男系血缘计算,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均留在本氏族内,女性成员的子女也不再属于母系的氏族,继承权移归男性;第三,婚姻从母系时期的较松弛的对偶婚逐渐演变成具有独占同居,稳定持久的一夫一妻制;第四,社会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出现剩余劳动产品和分工、交换行为,出现贫富和私有制以及奴隶制的萌芽;第五,在男系氏族内公有共耕土地,同享劳动果实和产品;第六,崇拜男性祖先和出现以男性为主的丧葬习俗。据考古发掘,陕西华县泉护村,西安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和屈家岭文化遗址先后出土了陶祖(陶塑男性生殖器),齐家文化也发现有石祖。陶、石祖是原始时期的一种崇拜象征物,陶、石祖的出土,说明了崇拜男性祖先的习俗业已发生,从而进一步表明龙山文化、齐家文化时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阶段的问题。山东大汶口墓地的中、晚期墓葬,曾发现八座男女合葬墓,此类墓随葬品丰富,死者年岁相当,显然属夫妻关系,故被认为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已经出现,父权制已经确立的重要例证。除此之外,属马家浜文化崧泽类型的浙江吴县草鞋山遗址,也发现两座男女成年合葬墓,墓葬亦明显表现出男尊女卑的倾向。甘青地区齐家文化发现的成年男女合葬墓,一般是一男一女,个别是一男二女,下葬时男子葬式均是仰身直肢,女子葬式均是侧身屈肢面向男子,死者的关系是夫妻,整个埋葬透露出一种尤为强烈的以男性为主的倾向,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婚姻出现,父系氏族社会确立的直接表白。齐家文化发现的两座殉葬墓,均是一女性为一男性殉葬,则更是父权制时代男性对女性奴役的真实写照。另外,在其它地区考古文化中,也非常普遍地发现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前后的墓葬,已出现明显的随葬品多寡不一或男尊女卑的现象。诸如此类的考古事实表明,中国父系氏族公社组织的发生可上溯到距今 5000年前后的山东大汶口文化中期,自此而后至距今 4000多年夏王朝诞生前后,实是父系氏族组织习俗的主要发展流行期。其中涉及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山东大汶口中、晚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黄河中游(陕、晋、豫)龙山文化,豫北、河北地区龙山文化,甘青宁地区马厂、半山和齐家文化,长江流域屈家岭、青龙泉三期、马家浜、良渚文化,四川三星堆早期文化,江西山背文化,广东石峡文化,福建昙石山晚期文化,以及云南、广西、北方地区、西藏、港台等地的新石器晚期至金石并用时代文化。父系氏族公社是由男系血缘构成的组织,社会生产、生活和政治的发展,使其原来大多呈散兵游勇式的各个独立的氏族组织,必然走向相近血缘或相邻地区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氏族进行最原始的合并和联合,合并的结果便是产生氏族部落,产生以地缘为纽带的父系氏族农村公社。父系氏族部落或农村公社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私有制的膨胀,占有、攫取心的出现,掠夺和维护矛盾的激化,这样便产生了部落联盟,部落联盟易言之便是由有血缘关系的或相毗邻且利害关系一致的部落结成的部落联合组织。这种组织是原始社会时期规模最大的组织,组织的主要职能通常是联合进行袭击敌对部落或抗拒外来侵略者的军事行动,行动的决策由联盟中的各个部落联席民主议定,即实行军事民主制。 据发掘和研究成果表明, 中国从公元前 2000多年的龙山文化时期始直到夏王朝建立止,社会组织的发展经历了父系血缘单独的公社组织、联合的部落或农村公社组织、联合的部落联盟或军事民主制公社组织等阶段。关于部落联盟或军事民主制的父系公社组织,考古材料和文献资料都有较明显的表露,在考古发掘中,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晚期墓葬、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和浙江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等等墓葬,都毫不例外地发现贫富悬殊、优劣显明的随葬现象;河南龙山文化一些遗址中灰坑(窑穴)、房基和水井中发现的尸首分离,河北邯郸涧沟发现的乱葬坑和房址中的人头骨,齐家文化中发现的带奴役性质的人殉,以及龙山文化、良渚文化诸遗址发现的各种玉石、木皮质的鼓、磬、钺、琮等等随葬品,都是直接说明父系氏族部落联盟或军事民主制公社组织习俗存在和流行的重要证据。中国古籍如《史记· 五帝本纪》等有关黄帝、炎帝、共工、驩兜、三苗和尧、舜、禹等等传说,也明显是有关中国古代父系氏族部落联盟或军事民主制公社组织习俗的反映,尤其是尧、舜、禹禅让的传说,显然是对军事民主制习俗的一种绝好说明。父系氏族部落联盟发展到夏禹时期,军事民主制的制度开始动摇并发生质变,从禹开始,原来的民主议事、民主推举部落联盟首领的传统习惯,蜕变为同一家族(庭)即家天下的世袭制度,从而为阶级社会的王位世袭制奠定了基础。考古发掘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堡,便是这种家天下开始出现的一种写照。(二)夏商周三代的社团习俗夏商周的社团习俗,当以国家组织习俗为代表。从夏启开始,中国的传统氏族组织开始进入了国家组织阶段,这种国家组织是在部落联盟父系制的基础上直接产生的,其重要的特征是:由原来的氏族首领(联盟首领)变成国王;国有的领土比氏族部落联盟时期更为广阔;同一国内的人群既包含同一父系血缘的氏族或氏族联盟集团,也包括不同父系血缘的氏族成员,但均以同一国号为标志;社会上形成贵族、平民和奴隶阶层;王位、贵族爵位实行家天下式的世袭制;并形成大国征服小国、小国依附或臣属大国、大国国号代表王朝的国家组织习俗。其中王朝组织制度的出现,是国家组织习俗出现的最重要的标志。国家组织习俗的内容显然比氏族社会时期更丰富多彩,其中最重要者有聚落形态,官吏建置,军队组织和刑法制度以及其它带团体组织性质的习俗等等。1. 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夏商周时期的聚落形态,从局部角度看,是以原来的氏族部落联盟或地缘农村公社为骨架的。通常而言,一个小国构成一个聚落,一个聚落包含若干血缘和非血缘集团或农村公社,一个小国拥有一定的领土范围或血缘相近、地缘相近的人口。从总体情况看,在若干小国聚落中必有一个领土、人口均占绝对优势的大国聚落,若干小国聚落在政治上服从和臣属于一个大国聚落,并共同构成以大国聚落为主体的大国王朝,每一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是国王,大国聚落之王是小国聚落联合体中的王中之王或王朝最高代表,王位采用世袭制,社会组织至少出现贵族、平民和奴隶等阶层,而在贵族和平民阶层中又包含若干不同的家族、家庭。 夏王朝时期,姒姓的夏族首先形成当时最大的夏国聚落,率先成为其它小国的统治者和夏王朝文化的代表国及最高权力的执掌国。其聚落文化政治中心则建立在河南西部和山西东南部一带,即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和文献所说的“ 夏墟” 。在夏王国聚落之外,同时并存着若干已从氏族形态过渡到国家形态的小国聚落,这些小国聚落以政治臣属、经济上基本独立、文化上相互交流的形式与夏王国聚落缔结关系,形成一个强大的同心圆或向心式的夏王朝国家或社会组织形态。《吕氏春秋· 离俗览· 用民篇》:“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 ,《墨子· 非攻下》:“ 古者天子之始封诸侯也,万有余[国]” ,《左传· 哀公七年》:“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淮南子· 原福建快三技巧 —首页-训》:“ 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上述传说表明,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至少在黄河流域一带便已分布着诸多大大小小的部落,足有“ 万国” 之多,万国显然有溢美夸张的成份,但用其表明数量之多则基本上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夏禹之时的“ 万国” ,恐怕尚处在部落文化时期,至夏启建国出现中国第一个国家聚落组织后,受夏国的影响和当时社会生产力普遍的提高和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原来的“ 万国” 部落也逐渐先后完成了从部落形态向国家形态的转变,成为具有真正国家组织意义的夏王朝属国。《尚书· 禹贡》:“ 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 的记载,既是对夏王朝与诸侯属国关系的介绍,同时也是夏王朝时期夏王国与诸侯万国聚落状态的一个特别反映。在夏王朝时期,与夏王国同姓的诸侯国有有扈、斟寻、斟灌等国,其它大部分都是异姓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部分是自我完善发展起来的小型国家组织,有的则是被夏国征服后分封的,被分封者,有的是夏国的功臣或同姓,有的则是被夏王国所征服的原来部族首领,商族和周族在先公先王时期,也曾是夏王朝时期被分封的异姓诸侯国族。商王国原是夏王国辖属的一个地方王国,从商汤开始,商革夏命,商王国以后来居上的大国聚落取代了夏王国,故商王朝的聚落形态也是与夏王朝相类,以商王国为都邑中心的大国聚落,其余均在不同的地缘上或承袭或新封为臣属诸侯国。有区别的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商王国的聚落形态规模(即中心聚落区)要比夏王国聚落大得多,水涨船高,通过不断的“ 大鱼吃小鱼” 的兼并活动,诸侯王国的聚落规模也大都比夏王朝时期要大,从而形成了由商朝开创的大都大邑聚落形态。《战国策· 齐策》:“ 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之时,诸侯三千” ,《后汉书· 郡国志》:“ (禹)涂山之会,诸侯万国,汤武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 ,《吕氏春秋· 离俗览· 用民篇》:“ 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 从表面上看,商汤时领属的诸侯国远不如夏禹时,其王朝势力威慑似乎要比夏王朝小,但实质上汤时的所谓三千余国是对禹时万国兼并的结果,是大都大邑聚落形态取代大都小邑聚落形态的必然结果。从发展眼光看,诸侯王国数量的减少,更有利于王都聚落对属国的领导支配和管理,故早期的国家聚落组织从小到大,从分散到集中,是集权国家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国家聚落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进步。商朝诸侯国,文献记载通常以国相称,如杞、鄫、葛、黎、鬼侯、崇、鬲、巢、韦、顾、昆、吾、三稷、薄姑、奄、周、彭、庸、蜀、羌、髳、微、卢、濮、孤竹等等;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则以方相称,如土方、邛方、鬼方、亘方、龙方、羌方、御方、尸方(夷方)、印方、马方、井方、黎方、祭方、基方、大方、冉方、兴方、旁方、 方、羊方、盂方、苦方、蛮方、 林方、徐方,对个别诸侯国,甲骨文则直呼国号,如蜀、周、楚。商朝的诸侯国,在文献和甲骨文中所提到的,大都是与商朝发生过纠纷、战争和合作关系的少部分方国。商朝的诸侯方国聚落,与夏朝一样,基本上都属于国家聚落组织,这些聚落有的是商族同姓分封国,但大多数均是异姓分封和世袭地缘聚落王国。这些聚落国家组织,与夏朝的甸服、侯服、绥服、荒服和西周时期的甸服、侯服、绥服、荒服差不多,他们亦以服的关系尊商王为王中之王和尊商国为王国中之最大王国,诸侯王国 “ 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恩威兼施,是商王朝维持其王国统治地位,维持其与诸侯国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群星拱月,则是商王朝时期国家聚落组织在形态上的一个重要特点。西周时期的聚落形态,是商王朝时期国家组织形态的延续与发展,据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武王伐纣推翻商代王朝建立西周王朝后,为了巩固新王朝的统治地位,首先在商王朝遗留的诸侯国家聚落形态基础上,采用了分封办法最大限度地进行聚落大更改或大换血,但这种更改或换血只是人员或地缘大小的变动,而群星拱月式的国家聚落形态和王权组织形态仍春风依旧。为了笼络人心,从武王到成王时期,周王室对商代遗臣,五帝后裔,功臣谋士,同胞兄弟,同姓家族,亲戚子弟等进行了空前的国邑大分封,对这种大肆封国的行为,《史记》和《左传》等书中均有较详细的描述。这种大分封,其目的正如《左传...

关注我们

关注微信公众号

您选择了以下内容